文\蕓蕓生
　　 “吾奴”之鄉
　　
　　　　新塍古稱新城，別名柿林。開鎮于唐會昌元年即公元841年。新溪是新塍的雅稱，多見于清代新塍人的詩文。有一時期，把新塍寫作“新丈”，這純粹是不講文化，只圖書寫的方便。這樣的寫法真是別扭。別別扭扭了數十年，甚至影響到老輩的學人。我這次到新塍沒有發現“新丈”二字，現在大概沒有這種別扭的寫法了。吁，一字之廢立也可觀乎世情之變遷矣。
　　
　　　　宋代，鎮地苦于低洼，筑塍（堤）以御水，始有新塍之名。新塍方言———主要是語音———和王店有小別。新塍人的第一人稱“我”為“吾奴”，“我們”為“吾拉”；王店人則稱“我”為“噢喏”，“我們”為“吾口伐”。兩鎮相較，同隸吳語，但新塍人說話似更“吳儂軟語”些。這和新塍地鄰姑蘇是有關系的。我小時候，每年秋冬，老家的禪杖橋河上總泊有十數條垃圾船，這是新塍一帶的農民來嘉興捉垃圾。船上船下，一片“吾奴”、“吾拉”的鄉音。上年紀的身穿黑布棉背心，手持一支旱煙管。這不定是新塍鎮上居民的穿著，但總是新塍近鄉洛東、桃園的人的“行頭”。年紀輕的就是很難見“衣”辨“貌”了，但只要說話，一張嘴就來“吾奴”，鄉音無改。
　　
　　　　新塍是嘉興西部一大鎮。新塍鎮全盛時人口“居者可萬余家”（清道光十八年嘉興、秀水兩縣人口112．24萬人，遠高于2003年統計的秀城、秀洲兩區的79．82萬人。新塍鎮在道光年間的人口可據此推想，“萬戶”，當非虛語），近世以來，人口在萬余上下。新塍人說話吳儂，但民性的剛直及行事、作為的富有斗爭性，在大革命時期最為顯著。
　　
　　 新塍的革命者
　　
　　　　先說一個“鬼”的故事。清同治年間，秀水知縣翁以巽為官貪狠，催征錢糧嚴酷。當時新塍有一良民徐大阿哥，被人誣為“亂黨”，翁即將其囚入站籠示眾，直至杖斃死。后翁患血疽，延胡醫診治。翁忽昏迷忽清醒，昏迷時喃喃自語“徐大阿哥”，人始知翁已見鬼。一日，胡醫在翁寓正欲濡墨書寫方劑，忽然室內旋風乍起，柱上板聯墜地聲厲如雷，胡醫心悸不已；又一日，一燕忽翔于室，遺糞于胡醫手中筆，穢污藥箋，知不能治，遂別去。從此，翁臥榻呻吟，流血不止。死之日突然從榻上一躍而起，呼酒索飯量倍于平常時。且時而怒罵，時而哀嚎，倚壁跳踉，目睛暴突，如見徐阿大哥來。不一刻，翁氣閉畢命，厲鬼亦遁去。這一則故事見于和翁以巽同時代的嘉興吳受福的筆記。我把它引述在這里，撇去厲鬼復仇的迷信不說，覺得故事出在新塍和新塍人身上，是很有意思的。不屈服于官府的淫威，有冤必伸，有仇必報，這種膽氣與精神，在嘉禾一地無過于新塍。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新塍兩鄉農民虞阿南領導的抗租斗爭以及1927年春，王平之率領四鄉農民搗毀“公大租棧”，推動“二五減租”之舉，是嘉興近現代農運史上極有光彩的篇章。
　　
　　 “五四”運動后，1920年新塍青年朱亮人得風氣之先，組織“讀書會”，倡導白話文，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并于次年初創辦《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等刊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撰寫發表《到德、俄兩國留學去》、《列寧的精神》、《中國問題》……在古鎮激起震蕩！新塍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以此發軔，傾心傾力于艱苦的革命斗爭。
　　
　　　　1925年秋，共青團嘉興新塍小組成立；是年冬，中共新塍小組成立，為中共嘉興獨立支部下屬。新塍的中共早期黨員有沈春暉、朱亮人、朱仲虎、嚴振乾、張寄仙等，他們當時都只有二十來歲，家中都衣食無憂，接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新塍還另有一批青年革命者，如竺飲冰、黃駕白、嚴一萍、沈德基、許明農等，編印《新新塍》、《心聲》、《春雷》等進步刊物，以“暴露黑暗，揭露腐敗，改造社會”為己任。二十多年前，我去新塍拜訪竺飲冰先生，竺老告訴我，孫中山先生逝世后，他曾編過一個話劇《偉大》，在雨金岳宮大殿前公演。我見到竺老時，他年過八十，已是恂恂一儒者。還有一位黑陶名家許明農先生，許明農字淑炎，號缶禪，別號五行居士，室名煙雨簃。出身新塍中醫世家。我和許先生交往時，他已經從曹莊鄉下回城。一次在公園的茶座上，莊一拂、沈茹松、臧松年、諸先生正在傳閱彼此的“地下作品”（舊體詩詞），許先生忽然對我附耳低語：“老弟，吾奴早年是加入共青團的，吾拉一總二三十人，在新塍街頭貼標語、發傳單、演講，都做過。” 許先生說這話時，身上的“文革”晦氣還沒有完全脫去。
　　
　　　　新塍“吳昌碩”
　　
　　　　嘉興各鎮，若講書畫詩文傳承有自、并且至今仍有人或丹青接家學淵源，或孜孜于咿唔之道的，恐怕要數新塍了。新塍的文風盛于明清，從明代的詩人許遂、金慎、沈起到百歲坊張氏、處士鐘欽、布衣丁元公、善制銅爐的張鳴岐以及清代康熙年間的天文家張雍敬、狀元沈廷文、探花張天植和花影草堂的張玠等，都是可以一說再說的鎮之鄉賢。這里不得不要提到的是桐鄉“鄭官房”鄭氏，自鄭敬安于乾隆年間徙居新塍問松坊后，鄭氏一門詩書相傳近二百年，并且代有名人。如敬安之女鄭以和，為當時知名女詩人；曾孫女鄭靜蘭，以《焦桐集》名噪嘉湖，紹興秋瑾、石門徐自華都曾奉詩求見，執弟子禮。敬安之孫鄭鳳鏘，道光十四年舉人，編撰了新塍第一部志書《新塍瑣志》（14卷）。謳歌新塍風情的詩作《新溪棹歌》百二十首和《新溪雜事詩》、《新溪棹歌》（稿本），作者鄭鐮、鄭綸章、鄭之章，都出自“鄭官房，清貽堂”。其他如鎮上許氏家族在同治、光緒年間有許桐、許霽樓父子，都以擅畫蘆雁著名。許霽樓晚號鼎翁，還善蒔蘭，齋名“滋蘭樹蕙山房”。
　　
　　 這位鼎翁每年三月，都要從他的“山房”里捧出幾盆精心蒔養的蘭蕙，登上小舟，從新溪發棹，趕去百里之外的蘇州、松江，和那里的藝蘭名家相與品蘭。這樣的長年累月下來，著作也有了，一部《蘭蕙同心錄》流傳后世。許氏性喜交游，為同里孫家禎征集“小靈鷲山館”圖詠數十家，由當時的名刻匠新塍人金桂芬執刀鐫刻。許霽樓風雅，孫家禎有錢而又真風雅，金桂芬則是身懷高超技藝，于是才促使了藝術品的誕生。這三十余件藝術的磚刻，我們現在可以去南湖邊上的攬秀園欣賞。
　　
　　　　新塍書畫家知名的還有沈國琪、高次愚、高寶辛、姚頌椒、姚仲清等，他們除了傳統的文人畫，還能作新塍著名工藝品紙涼傘上的傘畫。其中以姚頌椒最為突出。他是光緒十年生人，家庭四代以中醫相傳，居北柵，人稱“姚家儒醫”。頌椒行醫之暇，從舅父金氏習書畫，天分高，工山水人物，花卉學吳昌碩則形神兼備。我曾見到過姚頌椒作的紫藤，花葉紛披，老藤縱橫虬曲，墨氣逼人，大有缶道人筆意！1974年，這位“新塍吳昌碩”以九三高齡去世，陸錫銘兄幫助料理了老人的喪事。姚頌椒有一孫子，也能畫，我在嘉興曾見過一面，人黑瘦，有一點江湖豪氣，所畫有幾分乃祖的遺風。
　　
　　　　新塍有個蓬萊書畫社，至今仍在活動；新塍高仲元還年輕，作舊體詩詞，詩稿直行書寫，可誦；吳振權先生，居于小巷，十多年前給我的印象就是文雅老成，作微楷字，一絲不茍，令人肅敬。他應當是一位書法家。
　　蟹叉三餛飩
　　
　　　　蟹叉三餛飩在新塍早已婦孺皆知。我猜測“蟹叉三”三字，本意是市井里嘲謔人的粗話，猶如“歪打正著”之類。蟹叉三餛飩從陳法觀的祖父、父親陳春元到他這一輩已三代傳授。陳家原籍江西豐城，清末挑著餛飩擔流徙嘉湖，落腳在新塍。汪曾祺、陸文夫寫到的“餛飩擔”，應該都是江西人的，或者其鮮美無比的“小餛飩”手藝本源自江西老俵。近世以來，江西人的小餛飩應當是繼景德鎮瓷器之后的一大特產。江西人的餛飩擔大都是竹制，一頭是個柜，有六七個扁長的屜，放皮子、肉餡、調料什么的；一頭是一口小缸灶，灶上安個鐵鍋；把柜和缸灶連成一體的也是竹制，這名堂該怎么說呢，說它是扁擔可扁擔沒有這么寬，上頭放一排碗盞，扛肩上就是一副餛飩擔了。
　　
　　　　蟹叉三餛飩店在新洛西路橋邊，沒有店招，包餛飩、燒煮，都在店堂里。有一鍋肉骨頭湯，始終用小火燉著；餛飩的皮子是手工搟的；鮮肉餡是刀剁的；辣油是鐵鍋里熬的；都沒有借助機械。這種直接從手工出來的吃食，它有呼吸，是蘊含了人的感情的，并且在手工的過程，是知道味美該在何處。比如絞肉機出來的肉餡就大不如手工刀剁的鮮活，原因無他，絞肉機根本無法掌握刀頭的輕重緩急，出來的肉餡一律糊塌塌。蟹叉三餛飩肉餡鮮紅，皮子薄如縐，舀在碗里一朵朵浮起的；肉骨頭湯加紅辣油調味，吃一朵是一朵。這餛飩下酒也好。我喝了三兩糟燒（高血壓，不敢放飲），吃了兩大碗小餛飩，拎著酒壺出店門，卻意猶未足，去陸家橋程記糕點作坊稱了一斤生糖豬油糕，走到問松橋坐橋上“切嚓切嚓”吃掉一塊！
　　
　　　　生糖豬油糕和蟹叉三餛飩都是新塍的名吃，生糖豬油糕祖傳是民國時期李永泰茶食店出品的好，可惜鎮上無從打聽永泰老店的后人了。


荒落舊街巷
　　
　　　　一九三八年夏，新塍鎮遭遇了歷史性的浩劫！農歷五月十三日，日寇大舉進襲鎮區，東南半鎮的千余棟房屋被焚毀，能仁古寺的金剛殿、鐘鼓樓、大雄寶殿及許氏祠堂、耶穌堂、民眾閱報社、恒源米行、吳泰盛米行、正大綢布店、春和堂藥號、康恒順絲行、小蓬萊菜館、品薌茶館等一片火海。這一場大災難，毀去全鎮房屋十分之六，現在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老人說起來猶心有余悸，稱之為“五月十三大火”，是新塍的“鎮難日”！大災難幾乎斫傷盡了古鎮的元氣，直到如今我們若想從明清新塍詩人的“鄉土詩”中尋覓到可以對比、映照的往昔景象已不大可能了。如明初金慎的詩句：“蔬畦藥圃終吾老，未必溪花解笑人。”這種在鎮上人煙稠密處自辟一園，過著種蔬鋤藥、風流瀟灑生活的情趣，已是無法再現。又比如近現代鄭鄉老人的“阿儂生搶杜鵑癡，點綴花棚色色奇”中的“花棚”即是有名的花棚弄，當時有以賣卜為生的陸云韶秀才喜種杜鵑花，并且以異品小朱砂著稱。陸先生的種花帶動小巷里所有的居民也來種花，這條春夏之際花香襲人的弄堂，還曾以“花棚春雨”作為新溪八景之一，卻在“五月十三大火”中化為灰燼！我這次在新塍走了好多條舊街巷，找不到世家有名的舊居，如鄭氏清貽堂，孫氏賦聲草堂，張氏燕翼樓及凌家廳、江家廳等，因為有對新塍歷年來所受戰火劫難的認識，特別是日本人的幾次進襲，所以并不吃驚。鎮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是建于太平天國時期的絲綢商人吳潤昭私院，坐落在中北大街，現在作了嘉興地方黨史陳列館。那天我進去看了，占地三畝多，屋高墻厚，要想種蔬鋤藥卻是不來事的。
　　
　　 新塍鎮區為謝洞港、烏龍港、日暉橋港、汲水橋港等諸水瀠繞，新塍塘穿鎮而過這一段稱市河，舊的街巷大多分布在市河兩岸。我那天從陸家橋南堍下去，從西南大街折回到西北大街，兜了一大圈，以西南大街感受最深。當我跟著躑躅在寬不到二米、曲曲彎彎的長街上時，一個“鄰家小妹”的念想突然冒了出來。我此行自然不是來訪艷的，但像這樣低矮窄小的住居（沿街多為“一門三吊闥”的兩層樓，只是板門已改成磚墻，板窗已改裝玻璃，不然光線更暗），最適宜遇到的是一個服飾舉止都保持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狀貌的小家女孩，她雙眸清純、嘴邊微微含笑；她過早地分擔了家里的柴米油鹽等瑣事，因此并不嬌生慣養，倒有幾分老成練達；但見了陌生人卻照例是很有些羞澀，她可以有禮貌地回答你的所問，但始終是半垂著眉眼，不跟你瞎搭訕，一轉身就“避”回家去了。我的念想只是臆想罷了。我在西南大街上，見到一爿剃頭店，一家箍桶店，一家小小的竹行，還有觀音橋堍的煙雜店。大多的居民家閉門，偶爾有虛掩著門的，從小半開著的門里可以望見窄小的客堂間里擺著一對舊沙發，坐著一個或兩個老人在看電視。有一家在搓麻將的，四顆腦袋湊一作堆，都是白頭發。看見一個年輕女人掇一腳盆衣裳去河埠上浣洗，女人趿拉著鞋，腳后跟很黃。那剃頭店的剃頭師傅，年紀和我差不多，梳個劈開頭，沒有抹頭油，亂糟糟的；箍桶店的匠人，一雙手的手節骨奇大，手中的那把圓刨，看來已經有點鈍了；竹行在一個大石埠邊上，擱著七八支毛竹，“行”里有剛做的幾根扁擔、幾只谷籮，地上一小堆劈竹、剖篾留下來的竹絲。兩個竹匠坐在門口面向河灘，吸著煙，說著話。
　　
　　 在竹行的斜對面，不經意間發現高公興醬園的舊屋，這令我興奮。高公興創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嘉興高公升醬園以及清末在新塍開設的高公順醬園都是禾中巨賈高氏氏族的資產。民國初年，高公興、高公順和許氏大生醬園（一九三七年秋，挨了日寇炸彈）在新塍三足鼎立稱雄。高公興的硬殼糟蛋、醬蘿卜（入口即酥）都是著名的。它的糟燒配以橘皮，打開一壇來酒香飄溢，令人不飲而醉。這一棟臨街舊屋，我不敢肯定年代是乾隆的，從狹小的窗洞里望進去，屋里擺放著十多口大酒缸，竹編的箬帽式樣的缸蓋上積滿了黑乎乎的塵垢，不知有多少年了，而裸露的、蝕成蜂窩似的墻磚，至少表明這舊屋不大可能是民國的建筑。旁有醬園弄，踅摸著進去，見到一處殘壁頹垣的院落，草長得有一人多高。從醬園弄折向東南，便是釀造廠，進去看了，廠里竟還有幾間高公興時代的灑庫。不太費周折地買了一壺五斤的糟燒（此酒內部供給），循原路回到西南大街，走至觀音橋，這橋跨市河，三孔石階平橋，因橋上舊有水蓮庵、供奉觀音菩薩故名。在橋堍的煙雜店里，見到有油氽花生米，心想中飯下酒就是這個了。開這煙雜店的是一對老年夫婦，老先生鼻梁上架一副老花鏡，在低頭看一張舊報紙；老太太慈眉善目，手里拿著個雞毛撣子，輕輕拂掉落在玻璃柜上的微塵。老太太打開一個掉了漆色的馬合鐵餅干箱，取出一小袋花生米，輕聲說：“吾奴的長生果都是稱過的，二兩三錢一袋，勿錯一分一厘。粒粒香脆，勿香勿脆好退貨。”旁邊的老先生似嫌老伴多嘴，瞪了一眼，又掉過頭去看報紙上的隔夜新聞。聽老人家說得這么頂真，吃了幾顆，果然油潤香脆，沒有在嘉興酒店里經常吃到的油腥味。向老人家報以一笑，她也回我一笑，卻沒有半點兒得巧賣乖的意思。這是只有在古鎮陋巷里才會遇到的人情之美。觀音橋一水橫渡，一世的渡人，一世的善美，這煙雜店的老嫗與之是很相配的。
　　能仁古寺
　　
　　　　去新塍的人大概沒有不到小蓬萊和能仁寺看看的。新塍在唐代建鎮之前就早有先民棲息了，這有吳家浜和高家匯距今五六千年前出土的文物證明。小蓬萊原是能仁寺十二禪房之一，其地名環清房，與寺一水之隔。能仁寺始建于梁代天監二年（503），一千四百多年來歷盡劫難，屢建屢毀。它的最后一次毀滅就是我在“荒落舊街巷”一章中寫到的“五月十三大火”。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九八年，長長的六十年里，我們能夠感受到一點名鎮古寺氣息的，便是小蓬萊公園內那棵千年銀杏。這棵銀杏樹，樹高二十三點五米，樹圍六點四米，蒼勁古秀，是寺中的遺物。此樹閱人無算，為嘉興一地所有古木之冠，故又尊之為“樹王”。
　　
　　　　大約七八年前，我聽說棲真寺有位和尚永觀，在某月的某個夜晚，雇人搖船把一尊由他募捐得來的玉佛，悄悄運載到新塍能仁寺藏掖起來。這一樁“公案”在民間沸沸揚揚地傳了好久，但因為永觀和尚有“宏愿”在先：借玉佛之靈光，重建大雄寶殿、恢復能仁古寺，所以輿論倒也不能斥其形跡是近似于“竊”。我對于緇流，向來是有些不敬的，以為若輩無論老朽少壯，整日衣袂飄飄，口誦佛號而心不在經，手不用縛雞而飯來張嘴，乃至個別輕狂的，僧榻枕旁時常有落剩的幾根長長的青絲。真是歲月悠悠，但喜勿悲，這樣的阿彌陀佛誰不做得？但這次去了能仁寺，卻改變了我舊有的看法。永觀和尚他們，自一九九八年經秀洲區政府批準重建能仁寺后，歷經六個寒暑，在原址建起了大雄寶殿。大殿面寬二十六米，進深二十一米，高二十二米，清式木結構（十六根合抱的殿柱，均為菲律賓進口蒙格拉斯木），重檐歇山頂，琉璃瓦屋面。大殿金碧輝煌，雄偉壯觀。如來佛青銅鑄成，高達八米，耗銅十噸，倍于嘉興明代楞嚴寺大銅佛。禾諺：“嘉興窮雖窮，還有十萬八千銅！”移之于新塍。永觀亦善莫大焉！永觀年逾八旬，我雖和他未曾謀面，但看了大雄寶殿后已知他必是一位有道的僧人。永觀祖籍蘇州，“文革”時被迫還俗，下放在新塍八字村。這么說來，新塍是他的第二故里。
　　
　　　　比照荒落的舊街巷，能仁寺大雄寶殿的重建，使我想到若干年后，明清新塍詩人筆下的新溪風貌，或可供我輩來這里尋尋覓覓了，向給了我一頁介紹古寺宣傳品的知客僧道了聲謝，步出山門外，路旁停著二三輛守候香客的三輪車。新塍的三輪車都裝了個小的汽油發動機，不到一匹馬力。這種裝備使三輪車可蹬，可駕駛，但看上去卻猶如中式長衫上穿一件西裝背心那樣的不倫不類。新塍鎮區總共一點二平方公里，讓這原本是足蹬載客、可以篤悠悠邊行駛邊看街景的三輪車，居然也“現代化”起來，冒著一股黑煙“突、突、突”地奔馳在馬路上，那樣子總是很有些滑稽的吧。三輪車工人問我：“阿要車？”回答他我到嘉興去。
　　
　　　　近些年來，新塍有不少人向往城市的生活，特別是年輕人以居嘉興為時尚，新塍的公交車因此有很多班次，來去通暢方便。我在能仁寺山門的石階上佇立不多一會，在斜陽的夕光里，只見一青年在河對岸橋上響亮地喊叫：“末班車快來哩，豪燥點（方言，意為快速），吾拉一同回嘉興！”